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秀才。
清光绪三十二年，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同年，加入同盟会。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举拔贡。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
清宣统三年，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
民国2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起，赴江西湖口，参加 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
民国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担任《国民》杂志编辑。后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与夏尔图谋控制浙江，因事泄逃亡上海。
民国4年12月，在上海参与肇和兵舰起义。
民国5年，在山东淮县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再遭失败。
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并代行秘书长职务。
民国8年冬，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奉孙中山之命视察海外国民党工作，游历美、英、法等国，并去苏联学习军事，再去德国游学。
民国12年11月，在莫斯科结识正访苏的蒋介石。
民国13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民国13年5月13日，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民国13年6月，又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
民国13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到北京后，又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
民国14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为遗嘱见证人之一。11月，与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民国15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书面警告处分。3月，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民国15年5月，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广州，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
民国16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浙江后，任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
民国17年初，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4月，到上海创办《建国》周刊，后迁至南京出版，并改为月刊，任社长。
民国18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
民国19年12月，又兼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
民国20年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24年春，因对日外交问题与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发生矛盾，辞去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游历陕、甘、宁、青、绥、晋等省。
民国25年12月初，应蒋介石电召去西安。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遁，被士兵开枪击伤，两天后卒于医院。
邵元冲著有《各国革命史略》《孙文主义总论》《西北揽胜》《邵元冲日记》等。
1903年中秀才，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举拔贡，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厅长。
1911年赴日本留学。
1912年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二次反袁革命后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国民》杂志编辑、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事。
1919年赴美国留学。
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代主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民国日报》社长。1925年参加国民党右派召集的西山会议。1926年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浙江后，任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因挪用公款引起市民指责，被迫辞职。1928年初，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4月，到上海创办《建国》周刊，迁南京改为月刊，任社长，进行反共反马列主义宣传。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0年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兼任立法院代理院长。国民党“四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936年12月初，应蒋介石电召去西安。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从京西招待所跳窗逃跑，被士兵开枪击伤，两天后死于医院。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然而，就在军校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去。戴季陶神秘失踪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不会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为学生做几次政治演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每次演讲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演讲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时常起哄，赶他下台。好在邵元冲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并未将这群乳臭未干的黄毛学生的戏言当回事，仍旧摇头晃脑地讲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学生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邵元冲所主持下的政治部，其实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一致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情况反映到党代表廖仲恺那里，廖党代表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经蒋介石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8月底，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后，经中共广东区委认真考虑，决定派他去军校接任这一职务，这样周恩来就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三位政治部主任。
1925年3月12日，邵元冲亲眼目睹了孙中山“形状大变”、“呼吸渐停”至 “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的过程。当天日记记道：“以公遗命，将来遗体欲葬于南京之紫金山，并命保存遗体仿列宁之式。此事决由孔庸之（即孔祥熙）与协和医院商办。至公之欲安葬于南京之紫金山者，盖以此为第一次革命首都之地，且欲激励后死者以完成辛亥革命之工作也。”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谢世，在追悼会上，邵元冲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邵元冲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经过”、“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拟《总理学记》、《辛亥革命之意义》，对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邵元冲无论在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还是立法院工作期间，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我国领土时，邵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
邵还与汪精卫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在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当场指出：“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冠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