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又有《湖州歌》98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写起，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平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兴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杭州杂诗和林石田》），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他在大都所作《黄金台和吴实堂韵》中写道：“君臣难再得，天地不重来”，感到大势已去而又执著地眷恋故国；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这些诗作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夔门》)。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中的“阿哥儿,阿姑儿,两个天生一对儿”，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祐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写南宋宫人“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箸双垂”，“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暗香〕），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汪元量出生在一个琴而儒的大家庭中。年轻时，因精于弹琴作画、写诗填词，“以词章给 事宫掖”，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太后（理宗之后）和王昭仪（度宗之嫔），并与柴望（著有《秋堂集》）、马廷鸾（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
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元世祖诏三宫北迁大都。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太皇太后北行，“杭州万里到幽州”，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事件，以补史书之不足。
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汪元量写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勉励文天祥尽节。在文天祥壮烈殉国后，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伴随三宫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间常出席元主举行的各种筵席，并以琴名于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别恩遇。他还授瀛国公赵显诗书，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后，太皇太后、王昭仪仙逝，十八岁的瀛国公赵显入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他守候的宋室王族分崩离析，此时汪元量毅然决然地上书太祖请求南归，至元二十五年（1288）终得黄冠归，自号水云子。南归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后于钱塘筑“湖山隐处”，自称“野水闲云一钓蓑”。据传他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