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按：尚有名喜、嘉、寘、俶之说）。受经于子夏，为经传，故曰《谷梁传》。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用隶书写成，都是今文学派的。但《经学概论》却云：“近人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是古文学，且为刘歆之伪作。我认为《谷梁传》决非刘歆所能伪造，此书原为古文，后改成今文。 有人认为《谷梁传》成书于景帝时写定的《公羊传》之后。谓《谷梁传》成于《公羊传》之后，无可争辩；但《谷梁传》并非成书于景帝之后的武帝之时。”
“有些学者认为无论公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只借以自重罢了。这一论断，我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盖自孔子传授《春秋经》之后，其弟子凭自己所接受到的一些知识并掺和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各自口说流传，弟子再传弟子，辗转口传，至于若干年后才著于竹帛，沿传至今。至于公、谷二传中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也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历代传授《春秋》的经师，他们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二传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兼收各自在传授中的一些见解和主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其中就有一些对《春秋经》文解释的不同之处，甚至有些还利用解释《经》文而相互攻击。”（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 点校前言》，第5-7页） 《经学概论》云：“《谷梁传》汉宣帝时立与学官，但东汉以来《谷梁》学不及《左传》与《公羊》二传盛行。汉魏以来治《谷梁》学的有尹更始、唐固、廉信、徐邈等十余家。东晋时，范宁辑汉、魏、晋十余家旧说，撰《谷梁集解》，诸家旧说皆废。唐代杨士勋以范宁《集解》为主，撰《谷梁义疏》。清代以钟文烝《谷梁补注》（全名《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较为详明。”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