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范当世关心国事，思想亦较开通，“颇主用泰西新学以强国阜民”（马其昶《范伯子文集序》）。所作诗篇，颇有反映现实、揭露时弊之作，晚年曾自称：“万语纵横惟己在，十年亲切为时嗟。”（《戏题白香山诗集》）“细思我与国何干，惨痛能来切肺肝。”（《夜读遗山诸作复自检省乱来所为诗百余首至涕不可收愤慨书此》）《光绪三十年中秋月》一诗，寄托遥深，刺及慈禧，广为时人传诵。然其诗见重于当时，主要在于功力深厚，兼有苏轼、黄庭坚之长，曾自言其诗“出手类苏黄”（《与俞恪士书》）。
范当世擅长对联，被时人称誉为“联界之虎”。又因娶桐城古文家姚莹女孙为妻，又与吴汝纶游，故深受桐城派影响。同光体江西派首领散原老人赞叹曰：“苏黄而下，无此奇矣，”说：“吾生恨晚生前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可谓倾倒备至。吴汝纶先生认为：“当今文学无出肯堂右者”（《与姚叔节》）。即使是对同光体十分不满的诗界革命晚期巨子金天羽，也不得不承认范当世“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名物”（《答苏戡先生书》），并把他和诗人江湜并举：“大江南北，二子盖豪杰之士也”（《答苏戡先生书》）。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马军五虎上将之一“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属之，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则以“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属之。
范当世兼长古文，宗尚桐城派，但是“苟意有所动，便放胆为之”，不“矫揉造作，以求波峭”（《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故其行文不尚矜炼，以情致胜。陈三立谓其文“敛肆不一体，往往杂瑰异之气”（《范伯子文集序》），遂不甚为桐城派古文家所重，文名不逮诗名。
著有《范伯子诗集》19卷，文集 12卷。藏于家30年，始排日刊载于《通州日报》。诗集先有排印本。稍后，弟子徐昂集其诗文，刊刻大本《范伯子先生全集》，附有其续妻姚倚云作《蕴素轩诗稿》。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