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
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
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
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
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
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
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
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
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
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
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
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
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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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
参考资料：
1、《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5-37页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