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飞来山 一作：飞来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缘 一作：自缘)
韵译
听说在飞来峰极高的塔上，鸡鸣时分就可以看到旭日初升。
不怕浮云会遮住我的视线，只因为如今我身在最高层。
散译
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鸡鸣时分在这可以看到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挡我远望的视线，是因为自己站在飞来峰的最高层。
注释
飞来峰：有两说：一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林山。唐宋时其中有座应天塔。传说此峰是从琅即郡东武县飞来的，故名飞来峰。一说在今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
千寻塔：很高很高的塔。寻，古时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闻说：听说。
浮云：在山间浮动的云雾。望眼：视线。
缘：因为。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
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能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
只有登上“飞来山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这首诗写于宋仁宗皇 二年（1050年），王安石当时三十岁，年富力强，雄心勃勃。当时他已由鄞县县令改任舒州通判。此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前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后两句诗，已成为那些不畏艰难险阻、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
参考资料：
1、雷启洪．王安石诗文赏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0-12
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诗人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时，写下此诗。此时诗人只有三十岁，正值壮年，心怀壮志，正好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
参考资料：
1、王运熙．历代诗歌浅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16
2、中山大学．王安石诗文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207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慧庆寺距阊门四五里而遥，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岁癸未、甲申间，秀水朱竹垞先生赁僧房数间，著书于此。先生旧太史，有名声，又为巡抚宋公重客，宋公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而慧庆玉兰之名，一时大著。
玉兰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数丈，盖二百年物。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兰一株，为人所称。虎丘繁华之地，游人杂沓，花易得名，其实不及慧庆远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余寓舍距慧庆一里许，岁丁亥春二月，余昼闲无事，独行野外，因叩门而入。时玉兰方开，茂密如曩时。余叹花之开谢，自有其时，其气机各适其所自然，原与人世无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记之。
木之生，或蘖而殇，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馀，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孽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之所材，以及于斧斤之，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